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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的管理学思考

发布日期:2021-06-14 17:46   来源:未知   阅读:

  www.hljs5.com.cn。摘要:21世纪,人类步入信息社会,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新经济增长方式初见端倪,经济全球化大潮为世界经济发展赢来机遇。本文从管理学的层面论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原因以及影响。阐述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特征,深入探索经济发展的演变趋势,全面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企业国际化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通过促进生产,资本的国际化,优化资源配置,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弊端。面对中国经济国际化趋势,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采取有力的措施维护一体化体系的稳定。从世界经济角度来探讨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进程,并运用不同方法来衡量中国企业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在该背景下分析中国企业面临的整体影响和压力。

  经济全球化改变了全球化的进程,也改变了产业模式,产业分工的改变,使以往的产业升级逐步改善在某种优势上的升级。产业分工细化的结果是各家公司把有限的技术资源集中发挥自己的强项,形成别人无与伦比的项目。对于每一家企业来讲,凡是可以从市场得到的产品服务就绝不要自己搞服务,目的就是把有效资源集中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本文全面分析了中国企业在世界经济国际化背景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这些机遇包括:有助于增强中国企业活力,改善其经营环境;提高管理水平,推进规范化发展;可以将资源配置视野置于全球范围,进而增加国际化力度;有利于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有利于加强国际合作,建立完善信息体系,走上强国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GDP)年均增长达9.3%,GDP总量世界排名第四位,100多种产品产量雄踞世界第一。长达30年(1978~2008年)奇迹般的高速增长举世无双,极大的改变了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令国人自豪亦使世界震惊。如果说前些年海外对中国GDP高速增长的真实性大加质疑的话,那么面对全中国确切的说是沿海地区和内地城市犹如“大工地”的建设景象,则是一片叫好声。尤其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建筑之豪华壮观,仿佛使人置身于纽约东京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之中。中国变化之大之快实在是太神奇了。的确GDP的增长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改变,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的认识到高增长所带来的危机。

  在中国,通常只有GDP、经济增长率、外贸总额、投资总额等指标,而没有“生产力质量”和“技术基础”的概念,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理念上的一个重大缺陷。生产能力永远是一个决定性和限制性的因素,所以如果仅仅是以增长为衡量的指标,忽略了限制性的因素,生产本身的意义则可能是破坏性的。因此我们需要的生产力的观念是:一方面能够将投入与产出的一切努力都加以考虑,同时又能够根据与产出的关联性来约束所有的投入,而不是假定有了投入与产出就是生产力的有效结果。事实上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产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也许它们无法用数字来衡量。首先是资源的因素,人们究竟是持续不断的使用各种资源,还是有限度的使用资源,都会影响到生产力的高低。最没有生产力质量的政策,莫过于希望在追求生产性努力的过程中独享资源。其次是能力的因素,在中国制造系统中,很多企业都是全流程的操作,在人们的认识上,最好是能够把所有的环节都放在自己的经营范畴下,目前看到制造企业、商业流通企业等等就是这种能力无限膨胀的表现,但是,任何企业、任何的管理者都各有其能力和局限性,每当企业或者管理者试图超越自己的能力和局限性的时候,也许就意味着失败的开始,能够体察自己的局限性所在,也是生产力的要素。最后是组织结构的因素,无论是区域、行业还是企业,各种活动之间的平衡会深刻的影响到生产力,如果不能够合理、明确的界定组织结构与分工,而是依据自己所喜欢的方向努力,那么结果就是造成生产力缺乏。以上的三个要素在衡量生产力的指标中并没有显现出来,但是缺乏这样的指标正是我们经济统计的一大漏洞,会削弱经济政策预测。同样的影响是“技术的基础”,技术所产生的影响是明确而不需解释的,技术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是清晰无疑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真正了解技术对经济增长的本质影响,如果仅仅以为技术投入与经济增长是相关的话,而忽略了对于技术基础的明确理解,那么这样经济增长是非常危险的。很多人把技术与竞争、技术与劳动力过剩、技术与资本需求增加等等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些联系是错误的。技术并不带来竞争优势,技术也不会造成劳动力过剩,技术更不是资本投入的增加,技术从根本意义上讲是一种控制的观念。因为技术的出现,对于个人或者企业的局限性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技术能够真正实现高度分权、弹性和自我管理,技术能够在手段和目的、投入和产生之间保持平衡。如果不能够如此理解技术并以此作为经济增长的基础,增长的方向和方式本身就存在的先天的缺陷。

  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结构问题而非总量问题,结构分析比总量分析更重要,这是因为总量的失衡通常是由结构失衡所引发的。比如2004年房地产业及相关产业的过度投资引发的总需求膨胀。

  另一方面,站在经济全球化的角度,日益溶入全球分工体系的中国经济越来越像一个局部结构,外来的供给和需求在中国经济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中的份额被不断的放大,正如2004年~2006年间房地产热中有着大量的外资在涌动。结构失衡是中国经济的常态。中国经济的结构失衡除收入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失衡外,还有消费结构、需求结构、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等等不同程度的失衡。一般来说,收入结构的失衡导致了消费结构的失衡,进而导致产品的供给和需求结构的失衡,最终造成产业结构的失衡。有资料表明,中国第三产业的比重比世界平均水平低30.9个百分点,而第一产业比世界平均水平高约10.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则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20多个百分点,如果从收入分配入手探讨结构失衡,收入结构的失衡是最为明显并最具争议的。一个稳定的、相对均衡的收入结构应是中间大,两头小的菱形模式。一个非稳定的失衡的收入结构则是收入大的上层小,收入小的下层大的两极不对称的金字塔结构模式,不幸的是,中国的收入结构恰恰属后一种。

  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目前全球的平均消费率约77%,固定资本率为23%。中国的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1.6个百分点,固定资本形成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19.9个百分点。从消费的结构看,中国的普通消费品产能因多数人收入不足而处于过剩状态,高端消费品则供需两旺,看到收入低下的7亿人口处于节衣缩食的状态就会明白内需为什么不旺,与此相对应的是少数暴富者的过度消费,其追逐奢侈品的疯狂程度令西方人都大感震惊。与这种畸形的消费结构相联系的是中国产品结构畸形的升级换代。这样一来,一极是被称为“房车路”的某些产业链的自我循环的欣欣向荣,另一极是普遍存在的一般消费品的产能过剩或消费不足,通胀和通缩的压力并存,宏观调控陷入两难窘境。结构失衡的增长是不可能永续的,过于扭曲的结构会使张力崩溃而导致经济波动和社会动荡。结构失衡所留下的隐患正日益显现。

  中国的经济是供求失衡。只要有“总需求”,投资再多也并不会“发热”。而缺乏“总需求”才会引起过热或发烫。例如汽车行业、房地产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严重失衡形成了泡沫之源的深层原因。

  由于中国没有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实际上,也大大增加了经济泡沫化的危险,因为这只能使得全国的消费力和“总需求”进一步减弱。比如说医疗,看到医疗改革后对中国“总需求”的巨大牵制作用,就令人困惑。医疗“改革”了,需要人民自己负担了,情况大变。全国第一例SARS广东黄先生,治“非典”就花了16万元。假设平均每人需存8万元以应付医疗,同时全国不再是5%的人存钱,而是100%的人都需要存钱。这一下,全国用于治病的“准备金”就将会高达:13亿人×8万元=104万亿元!相当于目前全国“居民储蓄”近10倍!可见,免费医疗和自费医疗对于“总需求”的作用有天壤之别。

  GDP的泡沫和国民财富的缩水,生态恶化既表现为中国财富存量的巨大流失,同时也降低了财富的质量。但是,这些问题在短期内不仅不会削弱GDP的增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刺激GDP的增长。当然,长远看这是非常有害的,它会降低劳动力身体质量,透支国民财富的未来并相应减少人们的福利,更重要的是动摇人们对政府治理能力的信心。资源瓶颈问题的确随着经济发展日益显现,一方面相对人口比例,中国属于资源贫乏国家;另一方面粗放式的生产和过度的滥采以及严重的资源浪费,又加剧了资源的紧张、推高成本和造成通胀的压力,但并不构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威胁,科技的进步和价格机制的作用将改善资源的利用和缓解通胀的压力,但中国将为此付出利益外溢的代价。

  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严重性,资源掠夺式开采的疯狂性,水资源和能源的严重短缺的危险性,性病、艾滋病、肝炎等传染病流行的危害性等等都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它不仅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威胁人们的健康安全,而且严重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

  正视危机要求我们回到经济增长的实质性上去做思考,这本身就是增长面临的挑战,在未来的几十年中,管理的能力、经济的绩效、增长的质量将对中国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正确理解中国经济增长显得尤为重要。经济增长不仅是一个经济现象,而且也是一个社会现象,体现在五个层面:

  第一是生产要素或者说生产力的要素一一资本、土地、劳动或人力资本,技术等等。经济增长率=劳动投入的贡献+资本投入的贡献+全要素生产率(TFP)。所谓全要素生产率是用来衡量生产效率的指标,它有三个来源:一是效率的改善;二是技术进步;三是规模效应。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提供的资料:1978~2007年中国经济平均年增长9.3%,资本积累贡献率为59%,劳动力总量扩张作用为9%,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为32%,也就是说,资本积累、劳动力总量扩张和全要素生产率分别推动经济增长5.5个百分点,0.8个百分点和3个百分点。可见,资本的快速积累即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扩大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当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起了作用。

  第二关于产业的结构和产业组织。具体的说,产业结构是指生产要素在各产业部门间的比例构成和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联系,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金、人力资源和各种自然资源与物质资料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配置状况及其相互制约的方式。产业组织是指分工和专业化的方式。生产要素投入的技术组合和分布规定了产业的结构和产业组织的类型。而产业的结构和产业的组织反映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和技术水平,从而表现经济发展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地区)与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可以用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的差距来衡量。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的高级化过程也就是经济增长过程。统计显示,中国从增长速度看,第一产业年均增长约为5%,第二和第三产业年均增长都超过10%,以两倍以上的增速快于第一产业。第二、三次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的绝对数和相对数都高于第一产业。

  第三是经济制度。改革开放改变了这一状态。市场经济的制度和企业正在逐步发育和成型中。经济增长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经济增长率和绩效都高于改革开放之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明显高于计划经济时期(1952~1978年期间)——GDP年均增长率大约高出3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也高于计划经济时期。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和知识进步并非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经济增长本身,而引起增长的真正原因是制度变迁。制度的改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通常是传导性的,它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和配置发生作用,从而构成经济增长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比如农业联产承包制改变了农业的配置方式从而增加了绩效;财政包干强化了地方经济的角逐和竞争而提高了产出总量;GDP增长的政绩考核强化了行政干预经济的动力;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和系列法律法规以及加入WTO,使海外制造业大规模向中国转移,改变了中国产业的分工格局;激励民营企业的公开规则和潜规则促成了民营经济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沿海开放地区与内地开放规则的差别使两地经济发展迥然不同。如此等等。双重的规则、双重的体制、双重的企业、市场之手和政府之手、这一切构成了中国特有的行政推动的双轨经济增长模式的内涵。

  第四是市场力量在推动经济增长中所占据的地位。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不可避免。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来看,其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主要是由于技术创新而引起的。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可以解决经济长期增长中生产要素报酬递减的问题,以及稀缺资源的瓶颈问题。只有创新才能获取市场竞争优势、实现超额利润,企业家本身的人力资本才能随之增值。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发展快,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沿海地区,市场力量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已经相当稳固。消费品市场兴旺,城市消费增长强劲。中国市场需求的发展趋势。政策面影响:继续扩大内需的成效将对经济增长产生决定性作用。增加居民收入;进一步改善消费环境,鼓励和支持居民的消费需求;放开投资限制,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促进金融稳定、规范、有序运行,保障经济平稳增长。市场面影响:中国在世界经济景气普遍走低的环境中,强劲的发展势头,醒目的增长业绩,为国际中国投资者增强信心提供了有力的基础。因此,只要中国能够通过合理的调控,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保持经济的平稳、健康、快速发展,非国有经济投资就能持续增多,为经济增长增添更强的动力。外向型经济的新突破通过对外开放,引进技术、资金,推进和提高了生产技术和产品档次,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外向型经济功不可没。在出现了商品和资本的“双过剩”现象之后,对外开放要将推动企业走出去作为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外向型经济有新突破。

  第五是稳定增长中的转型与变革。首先,高增长和低通胀是经济增长稳定期的基本特征。进入稳定期以后,经济运行在总量关系方面的特征是供求大体平衡,总供求总是围绕平衡点附近运动。其重要原因是:需求特别是消费结构升级引起的源头性需求拉动仍然比较强劲,这就决定了经济将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水平;另一方面,供给增长能力强劲,市场对供给总量和结构的调节能力很强,使得供给能够及时跟随需求变化而变化,这就保证了供求关系的大体平衡。在这一格局下,一方面市场空间很大,市场需求对产业和企业的拉动比较强劲;另一方面要求进入这一市场的产业和企业众多,增加的速度非常快。这样必然出现高增长和比较激烈的竞争相伴随的格局。这是中国经济增长以往没有的特点,也为深化改革,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外部环境。其次,重化工业的结构调整与升级将加快。由需求结构升级引发的新一轮经济增长,极大地拉动了重化工业增长。通过调控,一方面重化工业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与此同时,随着重化工产品供求关系的改善,局部的产能过剩也开始显露,并由此导致价格下降,竞争趋于激烈,企业效益降低。这一格局必然带来重化工业的调整升级。必然使其由数量扩张型转入结构优化和质量、效益型。第三对外贸易进入转型期。近年来,中国外贸出口持续保持了30%以上的高速增长。主要原因是:第一,国际产业转移推动了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大幅度增长;第二,中国竞争压力将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向国际市场,例如轻纺、服装、家电等,依靠劳动力资源优势,以及民营企业的市场开拓能力,推动了一般贸易出口大幅度增长。预计这些因素将继续支持出口高增长。与此同时,中国市场竞争加剧,价格下降的环境,又必然约束进口增长。这样必然导致贸易顺差扩大,导致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加剧。在此背景下,中国以数量扩张为主的贸易增长方式面临一系列压力,必然会向结构优化和质量、效益型方面转换,通过这些变化来提高出口竞争能力,缓解贸易摩擦。 三、中国经济存活于市场竞争的主要因素——中国企业的判断

  彼得·德鲁克曾经说过:市场不是由上帝、大自然或经济力量创造的,而是由企业家创造的。企业是实现经济成长的器官。因此理解经济增长的质量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用企业的增长质量来衡量。20年来中国企业得到市场和竞争的洗礼,有了令人惊喜的变化,中国企业中也涌现出一大批有着市场化能力的领先企业,但是如果我们回到真实的竞争环境中,以变化和市场作为标准,而不是以中国企业自己的发展作为标准,我们还是明显的感觉到我们的企业所存在的缺陷。

  中国企业一直缺乏产生核心技术、积极赶超的理念与机制。没有合理的理念与机制,也可能有增长,但不会有优势。例如,过分地重视生产,轻视研发,导致中国的国有企业生产能力强,但研发能力弱。据中国企业联合会的《2005中国企业发展报告》反映,国际经验是研发费用占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低于1%,企业难以生存;达到2%,企业可以维持生存;达到5%以上,企业才会有竞争力。2005中国企业500强统计中,上报了2004年研发数据的373家企业,平均研发投入2.47亿元,仅占373家企业总销售收入的1.05%。其中,只有28.4%、106家企业超过了2%的水平。在2004年中国制造业中最大的500家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为1.90亿元,占这些企业总销售收入的1.88%。这些比例表明,即使是中国最大企业的群体,其研发投入水平多数也没有达到维持企业生存的水平。如果照这样生存,恐怕连消化国外技术的能力也保持不住,更谈不上创造技术优势。

  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在贸易方面,中国外贸依存度——70%以上;在资本方面,2004年外资依存度FDI——7%,中国FDI占世界——8.7%;在技术方面,设备投资60%以上、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95%、轿车数控机床纺织机械及胶印设备70%靠进口,绝大部分基础软件和系统软件依赖进口;在资源方面,铁矿石——在全球海运增量中,中国占90%。这样一组数据表明我们过份依赖外资技术,相当多的企业过分相信依赖外资就能获得自身的技术优势,在外资技术面前失去创新的信心,甚至不相信自己有创新能力,失去了许多技术进步的机会。在许多企业的发展行为中,经常看到“越依赖能力越弱、能力越弱越依赖”的恶性循环。跨国公司采用了价值链,奠定了其战略性超额收益的基础。

  世界级企业就等于全球的规模加上国际化经营加上核心的技术能力。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企业的发展已经在全球的经济竞争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企业也必须要面临全球产业的竞争,这一块基本上以WTO为一条分界线,加入WTO以后,这些竞争性的产业领域,产业进入和市场进入都是完全开放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面临的竞争是一个国际性的竞争。所以现在无论立足于中国市场,还是未来要建立全球的业务,都面临这种全球竞争,不管中国企业愿意还是不愿意,与世界级企业在同一个竞技场竞技都是必然的选择,但是我们却无力挑战世界级企业。因为面对竞技的条件是企业需要具备三大核心竞争力:一是企业的文化和体制,二是核心技术能力,三是国际化的系统管理能力。我仅以第三个核心竞争力一一系统管理能力做比较就能够看出我们的差距。世界500强与中国500强企业的经济总量就存在明显差距。中国2005年自行评选产生的中国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利润总额与资产总额分别只相当于2005年世界企业500强同类指标的8.4%、7.0%、6.0%,2005年美国企业500强同类指标的17.2%、12.5%、18.2%。根据对全国1000多位企业经营者进行的一项中外企业差距的调查结果分析,管理体系、人才保障和核心技术是阻碍建立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可见,是否有一个优秀的管理体系对于企业集团长期竞争力的影响是直接和深远的。

  对于企业竞争能力实质的理解可以让我们评判企业的真实能力。企业竞争能力实质上就是指企业配置和使用诸种生产要素的能力。企业竞争能力表现在多个方面,如获取资源的能力、掌握某种重要技术的能力、创造低成本的能力、开拓市场的能力、构建市场营销网络的能力等等。但对于具体企业来说,并非每种竞争力都同等重要,而只是在研发、设计、制造、营销、服务等其中的某一两个环节上能使企业保持长期竞争优势,获取稳定超额利润的,明显优于且不易被竞争对手模仿的,能够不断提高顾客价值并能使企业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竞争力,才是企业最关键的竞争能力,亦即企业核心竞争能力,也称核心能力。一般认为,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根本特征就是创造顾客的价值。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在顾客价值方面,对顾客所看重的价值一一顾客的核心利益能做出关键性的贡献。二是在差异化优势方面,能在竞争中表现出自己的独特之处,其独特之处是顾客的认同,因此这种独特性竞争对手也就难以模仿或要付出巨大成本(包括时间成本)。不断的推出新产品和新服务以满足顾客需求,是企业具有旺盛、持久发展的生命力根本源泉。但是中国的企业绝大部分并不了解顾客,在很多企业的市场部分,所作的市场调查是针对竞争对手的,所了解的市场是竞争对手的信息,所做的决策是依据竞争对手的行为而不是消费者的行为。甚至在专业的市场调研公司,所提供的专业市场信息也是行业信息,竞争对手的信息,鲜见顾客的信息。甚至更槽糕的是很多企业把竞争对手的变化视为市场的变化。一个没有关注过顾客的企业,我们可以确信是不可能创造顾客的。

  管理最为直接的意义就是有效性,中国经济的有效增长需要回归到中国企业增长的质量上。管理本身注重的是贡献,同样的理由,我们需要明确中国企业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而中国企业的贡献就是在于企业本身拥有健康发展指标。

  重新认识自己的比较优势,是指做一件事比做另一件事能赚到更多钱的能力。所以,一个企业要发挥其比较优势,就要制造最能为它赚钱的那些东西,而不只是销售起来比竞争者售价更低的任何东西。

  韩国三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三星选择的路径恰恰是其比较优势。10年前,三星也曾是廉价货的代名词,模仿他人技术、制造大量缺乏灵感的廉价产品;三星也曾采取过过分追求产量谋求价格制胜的经营方式,在国际市场上没有影响力。这也是中国电子企业过去和现在的生存状态。但是,三星今天改变了这一切——它现在已成为行业主导者,生产最尖端的电子产品,以高档次的形象风靡全球市场,将17项产品做到了世界第一,在电子领域的纳米产品上做到了世界唯一,三星在美国注册的专利项目已位居世界第五。三星再也不用像中国电子企业一样被别人掐着脖子求发展。10年前三星视索尼是神,10年后三星改变这一切的发力点,走出了自己不同于索尼的独特风格,变成索尼的神。

  超强的制造能力是中国企业的一大优势,但是如果要实现持久的发展,特别是要在国际市场有更大的作为,中国企业需要在经营思路上改变过去对规模制造、价格竞争的过分依赖。在保持产品价格竞争力的同时,中国企业需要寻找一条更为健康的发展道路,正在发生的技术变革为后来者创造了极为丰富的想象空间。

  海尔花了20年的时间就从中国的品牌到全球化品牌,这个过程是一个新的追赶模式。而追赶模式的核心是全面创新。它不仅创造了财富、税收、就业,更重要的是创造了一种中国式的企业文化,我把它称之为中国特色的创新文化,这就是海尔精神。海尔曾经提出过“敬业报国,追求卓越”,现在他们又提出来“创造资源,美誉全球”,就是说它不仅追求中国第一,现在正在追求世界第一。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谁最有能力充分创造全球资源,谁就能最有机会成为全球竞争的“赢家”。

  企业要建立正确的战略思维意识,首先要进行战略思维转型,即从项目导向的投资思维转向产业战略导向的投资思维,从开辟新的利润增长点的思维转向确立产业价值链竞争的思维,从先圈钱后找项目的融资思维转向以产业战略需求拉动融资战略需求的思维。其次要了解企业战略的关注点。战略关注点应该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是形成明确的战略观点;第二是正确选择产业及提升产业能力;第三是优化业务结构、合理配置战略资源;第四是把握投资方向;第五是基于战略竞争力的内生资源与能力上,进行系统的管理升级与文化变革。

  为什么中国需要战略思维?在内部原因方面,中国企业需要跨越这些成功陷阱:改变单一产品的成功、改变单一资源的成功、改变企业家个人的成功、改变没有付出规则成本的成功,中国企业如果不跨越这四个门槛,是不可能持续做大的。企业必须挑战以往成功的惯性思维,对市场环境变化有充分的认识。一些企业已经开始有了忧患意识,比如海尔与联想等企业的战略转型反映了中国企业正在确立战略思维。在外部原因方面,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也使战略成为发展的必需。首先,企业要不要离开原来的行业和要不要进入新的行业。思考下一步要做什么,这就需要战略,必须进行战略思考、定位。其次,战略来源于竞争,来源于消费者的选择,有竞争才需要战略。这就需要企业确立战略指向来赢得竞争,赢得消费者的选择和忠诚。这些来自企业外部的挑战,迫使中国企业进行战略性的思考,即围绕企业战略的需要,培育企业的战略竞争力和整合相应的产业资源,发现和做实新的产业赢利模式。

  首先,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讲,竞争战略本身作为一个子系统,它必然遵从“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规律。竞争战略的制定需要综合分析企业内外部环境,把企业放到历史和现实的时空中来综合考虑,需要企业的资源、能力、专长与外部环境相互匹配。同时为了实现企业战略,企业对内部资源和专长与非专长的配置也是从总体上考虑的,注重的是总体最优,而不是对每个部门都进行最优的资源配置。另外,竞争战略还必须注重系统间的层次性,要分清哪些属于第一层次,哪些属于第二层次,要分清主次,要考虑到竞争战略对企业各层面的指引作用。其次,从系统论的结构功能原则来看,有三点论述是极为重要的:一是要素不变时,结构决定功能;二是结构、要素都不同则可以有相同的功能;三是同一结构可能有多种功能。结构和要素的匹配有一个辩证的组合关系,因此对于企业实际的操作来讲,找到企业成功的诸多要素是一回事,而要获得这些要素的合理组合方式,使成功成为现实,则又是一回事。具体到移动电话行业,就不仅仅是找到促使在这一领域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而且还要将这些关键要素组合起来,使之发挥最大的效应。公司在成立之初,寻找解决上述问题的最优战略,最好的办法,就是使战略系统化、竞争力提高化人手。再次,竞争战略是具有主动进攻性质的战略组织解决方式。一般说来,竞争战略从形态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然的,相对稳定,循序渐进;另一种则是非常规的。战略竞争应该属于后者,在非常规中充满了变数,是主动的,充满激情的,带有强烈的主动进攻的色彩。这是竞争战略的特点。最后,竞争战略还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一方面是战略的内涵需要不断深化、丰富,另一方面是战略的视野也需要不断拓宽。

  对很多卓越企业来说,业务向来不只是一种经济活动,不光是赚钱的方法而已。在大多数卓越企业的整个历史中,都拥有一种超越经济因素的核心理念。它们追求利润,可是它们也同样地追求更广泛、更有意义的理想。扩大利润的目标并不主导一切,但是,卓越企业是在能够获利的情况下追求目标的一一它们同时达成两种目标。利润是生存的必要条件,而且是达成更重要目的的手段。如宝洁公司的核心价值观是:领导才能leadership、主人翁精神ownership、诚实正直integrity、积极求胜passion for winning和信任trust。惠普公司把“热忱对待客户”置于“惠普之道”七大核心价值观念之首,明确了公司生存与发展的根本理念。华为的能力技术,其手中掌握的多项专利就是一种资源。当众多中国企业都在抱怨自己缺乏研发能力、因而不得不陷入价格战的泥潭时,有谁舍得将10%的收入投入研发、培养高水平的研发人员?华为就是这样敢为人所不为,并坚持到最后。《华为基本法》“将每年收入中至少拿出10%投入到技术研发”作为企业发展的根本章程写了下来。早在1998年,万科就提出了“人才是万科的资本”。在当时物欲横流的深圳,“钱远比人重要”的环境下,如此超前的观点吸引了许多优秀人才的加入。这一点到今天依然是万科的核心价值之一。联想的核心价值观是“把个人的追求融入企业的长远发展之中”。联想的核心价值观是要解决企业为谁而存在的问题,或者说是公司存在的价值,把公司看成是股东和员工的公司,将公司利益和员工的个人利益联系在一起,将公司的前途和员工的个人发展紧绑在一起,是联想集团能够凝聚员工的根本理由。

  GDP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指标,但GDP并不等于财富。财富是个存量的概念,它代表现在和将来的福利。由于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和国有企业的粗放性发展,我们所创造的财富远不如GDP增长的那么大。中国有13亿人口,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消费结构都在不同层次地成长,这样就形成长时期以内需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态势。有消费结构的拉动,产业结构也在大幅度升级和调整。现在重工业的比重已经超过了63%,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因此投资规模比较大,加上有旺盛的需求拉动,可以说有持续的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中国进入了工业化中期,从发达国家的经历来看,这是一个资源消耗最多、对环境影响最大的时期。传统的那种不惜代价的粗放式的增长方式已经不能再持续了,我们只能寻求消耗资源较少、对环境影响较小的工业化,走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道路,必须在技术创新、体制创新的基础上努力。因此,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判断,不能够仅仅限于经济学的判断,还应改以管理学的角度来看问题,管理学最为注重的就是有效性,所以我们也必须清楚的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有效性而不仅仅是增长本身。而确保中国经济增长有效性的关键就是中国企业的健康发展。